2026年，是“人民科学家”、原院校长顾方舟同志诞辰100周年。他一生致力于脊髓灰质炎防治，亲手研制的糖丸疫苗护佑了几代国人健康。为缅怀顾老科学报国、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院校举办了主题征文活动，得到广大师生、校友及离退休同志积极响应。即日起，我们将陆续刊发优秀作品。系列文章以真挚笔触追忆先生的科学足迹与家国担当，也抒写了新一代协和人传承薪火的思考。愿这些文字，带领我们感受那份穿越时光的情怀与担当，激励我们接续前行。

母亲给了他「做人的根」，家国给了他「做事的路」——访谈顾老的回忆

“我不能改嫁，我改嫁你们就完了。”

2013年11月15日，北京。我坐在顾老家的客厅里，阳光透过纱窗落在他银白的头发上。话音未落，这位87岁的老人眼眶泛红，一滴泪缓缓滑过布满皱纹的脸颊。

彼时我还是协和医学院的在读学生，受学校委托，去采访顾老研发脊髓灰质炎疫苗、护佑几代中国人的传奇人生。出发前，我认认真真准备了 37 个问题，全是关于疫苗研发的技术路线、临床试验的生死考验、举国推广的艰难历程。我以为，我会听到一段功勋科学家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可那天，他最先讲给我的，是母亲在租界深夜里独自出门接生的单薄背影，是一个年近九旬的儿子，提起母亲时，平静语气里藏不住的哽咽。

“这些屈辱的事情，我从来不和别人说，老伴都不说。”

话题，从他藏了一辈子的童年说起。

1930 年代的宁波，风雨飘摇。顾方舟 4 岁那年，身为海关职员的父亲因感染传染病骤然离世，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母亲周瑶琴 34 岁守寡，膝下四个年幼的孩子，最小的妹妹尚在襁褓，整个家的重量，全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

日子本就过得捉襟见肘，可比贫穷更伤人的，是刻进骨头里的轻视与屈辱。

他上小学时，因为家贫、没了父亲，成了一些老师和同学眼里的 “异类”。有一回学校排话剧，缺一个乞丐的角色，老师想都没想就点名让他演 —— 不是因为他有演戏的天分，只是因为他家最穷、最像 “乞丐”。同学们围着他哄笑，外婆翻箱倒柜找出一件旧袍子，改了又改，才勉强凑出一身 “乞丐行头”。虽然后来这出戏最终没能上演，可那种被人踩在脚底的屈辱感，却深深扎进了他的心里。

还有一次唱歌考试，他认认真真唱完，老师却给了极低的分数；反倒是那些家境优渥、唱得远不如他的同学，个个拿了高分。有位正直的老师看不过去，站出来为他说了两句公道话，这份难得的善意，他记了一辈子。

就连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也会被老师质疑是找人代笔，非要当场盯着他重写一遍，才肯罢休。

顾老回忆这段往事时，语气始终很平静，可那份跨越了近 80 年依然清晰的屈辱感，却沉甸甸地漫了出来。这是一个孩子，在最该被善待的年纪，就早早尝遍了 “被人看不起” 的滋味。而这块压在他心底多年的石头，最终被他垫在了脚下，成了他一生向上、护佑他人的起点。

“你啊，要争气，以后大了，要学医，当医生，是人家求你，你不求人。”

说起这句话时，顾老的声音不自觉地放轻了，眉眼间满是温柔，像是隔着几十年的时光，重新听见了母亲的叮嘱。

当年父亲离世后，身边无数人劝周瑶琴改嫁，说一个女人带着四个孩子，在那个乱世根本活不下去。可她看着身边年幼的孩子，咬着牙拒绝了所有劝说，只身前往杭州，进入广济助产职业学校学习助产技术 —— 她要靠自己的一双手，给孩子们挣出一条活路。

学成之后，她带着四个孩子辗转搬到天津，在英租界里租了一间逼仄的小房子，挂出了 “助产士周瑶琴” 的牌子，成了一名职业助产士。

“在英租界，地痞流氓警察敲诈很多，一个妇女挂牌接生，很不容易。到了后来，母亲身体不行了，接生都在晚上，晚上有人叫，没人帮忙，就自己带着单子、器械。我们住的地方是个厨房，每次接生回来都要清洁，清洁完了还要包上，放在笼子里蒸，消毒。我都不知道母亲是怎么过的。”

她没靠任何人，硬生生把四个孩子拉扯成人。正是因为在租界的乱世里，她尝遍了一个弱女子低头求人的滋味，才拼尽全力要让儿子学医 —— 她不求孩子大富大贵，只求他能凭一身本事立身，不用看别人脸色，不用低头求人。

而顾方舟，用一辈子的时间，把母亲这句叮嘱，活成了现实。

“所以后来地下党发展我入党，我根本没犹豫，了解了党是做什么的，就立刻加入了。”

顾老在讲他为什么选择做公共卫生，为什么选择入党。

从母亲教给他的“争气立身”，到选择把一生献给公共卫生事业，这条路的起点，藏在他青年时代的所见所闻里。

1940 年代的天津，还处在日军占领之下。街口的日本兵端着枪站岗，每个路过的中国人都必须鞠躬行礼，稍有不慎就是一顿打骂。顾老说，回想那个年代，最刻骨的四个字，是 “没有国格”—— 国家没有尊严，老百姓就只能任人欺辱，就像童年时被人随意轻视的自己。

后来他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接触到了协和公共卫生学先驱严镜清先生的课程。严先生带着浓重口音的课，大多同学听不懂，他却听得字字入心。课上讲的，是矿工恶劣的劳动环境毫无保障，是偏远地区妇女生产的超高病死率，是旧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千疮百孔。有同学跟着日本老师去河北的矿场做调查，回来之后，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一边讲一边哭。

这些画面，狠狠撞在了他的心上。

“毕业时，同学劝我去当外科，说你手很巧，你干外科很合适。我违背了我母亲的嘱托，我说我不当外科医生。外科医生一辈子能治几个病人啊？公共卫生多重要啊，做好了那就是一大片受益啊。”

他太懂那种 “被人踩在脚底” 的无助，太懂那种 “求告无门” 的滋味。小时候，他是那个被轻视、被伤害的 “一片人” 里的一个；长大之后，他想做那个能撑起一片天，让千千万万和他一样的普通人，不再被欺辱、不再被伤害的人。

而党，让他找到了这条可以走一辈子的路。所以当地下党找到他时，他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入了党，把自己的人生，和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安康，紧紧绑在了一起。

“总理说，要有这个志气。”

这句话，顾老记了一辈子。而他兑现这句嘱托的地方，是昆明深山里的疫苗研究所。

1955 年，江苏南通爆发大规模脊髓灰质炎疫情，短短数月，1680 名儿童染病，近 300 人死亡，绝大多数幸存者落下了终身残疾。随后疫情迅速蔓延至全国多个省市，一时间，家长们闻 “脊灰” 色变，这种被俗称为 “小儿麻痹症” 的传染病，成了无数家庭的噩梦。

消灭脊灰，成了新中国迫在眉睫的民生大事。1959 年，顾方舟临危受命，奔赴昆明，牵头组建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开启了脊灰疫苗的研发攻坚。

“1959年1月1日初到昆明。昆明卫生厅说，你们只听好的，昆明是四季如春，遇雨如冬。结果到了就下大雪，冻得够呛。但是那时候劲头很足，虽然很苦。”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工人饿得去偷猴子的饲料吃。作为领导，他知道这件事，但没有批评。“都是一米八的大个子，一天吃那么点，能不饿吗。”他不觉得自己有资格批评。这是那一代人的底色——不是不知道苦，是知道苦，但还是要干。

1964年，周恩来从缅甸回国，路过昆明，视察了正在建设的昆明生物医学研究所。

“我说，总理，我们这疫苗要是生产出来，给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吃，可以把这个病消灭。他说是吗？我说是，我有信心……总理说，要有这个志气。”

他回忆这一段的时候，说他当时才三十岁。他想了想，又说：有点天不怕地不怕。

可谁都知道，这句 “我有信心” 的背后，是怎样的重量。三十岁的他，身处昆明的深山沟里，刚熬过最艰难的饥荒，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却对着共和国的总理，许下了护佑全中国孩子的承诺。

“我判断，我国从各方面讲，不能采用死疫苗路线，只能采用活疫苗路线”

这句判断，决定了中国脊灰防控的最终走向，也藏着顾方舟一生最核心的选择：永远站在中国最广大老百姓的立场上。

当时国际上有两条成熟的疫苗技术路线：一条是美国已经商业化的灭活 “死疫苗”，技术成熟、安全性有验证，但缺点极其明显 —— 价格昂贵，需要全程冷链运输储存，必须连续接种三针才能形成有效免疫，且只能诱导血液中的中和抗体，无法阻断肠道传播。

对于刚建国的中国而言，这条路线根本走不通。当时的中国，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冰箱，冷链体系一片空白，绝大多数家庭根本承担不起三针死疫苗的费用。全国几千万适龄儿童，这笔账，怎么算都算不过来。

而另一条，是萨宾教授研发的减毒 “活疫苗” 路线。当时这条路线还未完全完成商业化研发，可它的优势，却完美适配中国的国情：口服接种，孩子容易接受；价格仅为死疫苗的几十分之一；无需严苛的冷链，基层农村也能普及；更重要的是，它能在肠道内形成黏膜免疫，从根源上阻断病毒的传播。

为了摸清两条路线的核心差异，顾方舟在莫斯科考察期间，泡在图书馆里，把所有关于脊灰疫苗的文献资料全部研读了一遍，最终做出了这个足以影响中国几代人的判断。他顶着巨大的压力，把这个结论汇报给了国家高层，最终敲定了中国脊灰疫苗，必须走活疫苗路线。

确定路线后，他通过自己的研究生同学，拿到了萨宾教授的活疫苗毒株样品，小心翼翼地带回北京，妥善冷冻保存，开启了疫苗的研发试验。

疫苗研发出来，要做临床试验，第一关，就是安全性测试。谁来做第一个试药的人？

顾方舟没有丝毫犹豫，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他要给自己刚满月的儿子，喂下第一剂试验疫苗。

“我是组长，我不带头，让别人带头，说不过去。”

这句被后世无数媒体奉为传奇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平静得就像在说实验室里的一次常规操作，就像在说一件理所应当、本该如此的事。

真正让我震动的，从来不是他做了这件惊天动地的事，而是他根本没把这件事，当成什么了不起的壮举。他的整个人生，早已完完全全奉献给了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以身试药、以子试药，不过是这条路上，他必须走的一步而已。

“我这一辈子没白活。”

2000 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74 岁的顾方舟，作为中国消灭脊灰证实委员会主席，在报告上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一刻，标志着中国正式成为无脊灰国家。他对着总理许下的承诺，用 40 年的时间，终于兑现了。

可在仪式上，他没有讲自己的功劳，没有提自己一辈子的付出，只反复强调：任务依然艰巨。新疆还有孩子没有被覆盖。消灭脊灰不是一个国家的事。

回忆起这段，他说：“我这一辈子没白活。”停了停，又补充道：“如果周总理还在，我一定要向他汇报，我实现了对您的承诺。”

访谈的最后，讲完了昆明深山里的日夜，讲完了决定国运的疫苗路线，讲完了总理的嘱托和一生的承诺，他绕了一大圈，最终还是回到了母亲的那句话上。

“你以后要争气，要学医，当医生，是人家求你，你不求人。”

他做到了。他不是医生，但成了护佑中国几代孩子的 “糖丸爷爷”。他用一辈子把母亲那句话给回答了：母亲给了他“做人的根”，他用它扎下了底。家国给了他“做事的路”，他用四十年走完了它。

而不求人这三个字，是他来路的起点，也是他一生的终点。他不仅凭本事活成了不用求人的人，更拼尽全力，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能挺直腰杆，有尊严、有底气地活着。

北京协和医院 徐源